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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临床与心理评估语境中，「检查抑郁」通常指借助标准化量表对患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量化评估，而非做出诊断结论。诊断抑郁障碍依据的是权威诊断体系（如 ICD、DSM）中的症状学标准，量表只是辅助工具。患者端最常被提及的自评工具是 PHQ-9（患者健康问卷抑郁模块），由 Spitzer、Kroenke 等人在 1999 年前后基于 DSM 诊断标准编制；专业人员端使用最广的是 Hamilton 抑郁量表（HAMD，1960 年由 Max Hamilton 提出），需由受训评定者执行。
这些量表的核心功能是分级与追踪：确定症状轻重的等级、在治疗过程中比较前后变化，以及在大规模筛查中快速识别需要进一步面谈评估的对象。它们不区分抑郁障碍的具体亚型，也不能替代临床访谈中的病史采集和精神状态检查。
PHQ-9 的结构与计分方式
PHQ-9 共 9 个条目，对应 DSM 中抑郁障碍的核心症状维度，包括情绪低落、兴趣减退、睡眠与食欲变化、精力下降、注意力问题、自我评价降低、精神运动性改变以及消极念头。采用 0 到 3 的四级计分（完全不会、几天、一半以上天数、几乎每天），总分范围 0 至 27 分。学界与临床指南通行将总分划分为轻度、中度、中重度、重度的区间，并特别关注涉及消极念口的第 9 题的回答情况。
PHQ-9 的中文版经过信效度检验，在我国综合医院的筛查与精神专科的临床研究中被广泛使用。其优点是条目少、可自评、便于重复施测，常用于随访时比较治疗前后分数变化。
他评工具：HAMD 与 MADRS
Hamilton 抑郁量表是最经典的他评量表，最初版本为 17 项，后来有 21 项、24 项等变体，评定需结合半结构化访谈观察患者的言语与表现。计分为部分条目 0-2 分、部分条目 0-4 分，总分越高提示症状越重。由于依赖评定者训练，不同研究者间的评分一致性受培训质量影响，这也是他评量表共同的局限。
Montgomery-Åsberg 抑郁量表（MADRS）由 Montgomery 与 Åsberg 于 1979 年提出，共 10 个条目，每项 0-6 分，对情绪低落等核心症状的变化更敏感，因此常被用于药物临床试验中观察疗效差异。上述量表均为评定工具，任何分数都不构成诊断结论。
筛查与诊断评估的层次区分
临床上对抑郁的评估通常分几个层次进行：
- 初筛：短工具如 PHQ-2（仅两个核心条目）或 PHQ-9，用于快速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评估。
- 严重程度量化：PHQ-9、HAMD、MADRS 等，用于分级和疗效追踪。
- 诊断性评估：依据 ICD 或 DSM 标准进行结构化或半结构化临床访谈。
- 补充评估：焦虑共病、功能损害程度、自杀风险等专项评定。
各层次工具回答的问题不同，分数不能互相替代。一个筛查阳性只提示需要更完整的评估，而不等于确诊；筛查阴性也不排除所有情况，尤其当信息来源不充分时。
分数解读的边界与常见误解
常见误解之一是把量表分数等同于诊断。实际上，躯体疾病、药物影响、睡眠剥夺、重大生活事件等因素都可能抬高自评分数，评定者需结合临床背景解释结果。误解之二是认为一次高分即可定论；规范的评估要求结合症状持续时间、功能影响程度和排除标准综合判断，这些维度都不在自评量表的计分范围内。
另一类误解是把量表当作通用常模工具随意比较。不同文化、年龄群体与临床场景下的划界分数可能不同，PHQ-9 在青少年、老年患者及躯体疾病患者中的适用性均有专门研究，解读时应参考相应人群的验证结果而非笼统套用。
结果的正确使用方式
对个人而言，任何公开可及的自评量表都只提供症状严重程度的参考信息，不能用于自我诊断，也不能替代专业评估。规范的做法是在完成量表后，将结果交由具备资质的医生或心理评估专业人员结合访谈解释；若量表结果提示症状持续存在并影响日常生活，应寻求正规精神科或临床心理机构的完整评估。对机构而言，量表使用前应确认所采用版本的信效度证据与适用人群，评定者需接受相应培训，以保证结果可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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